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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小贩夏俊峰刺死城管案                                                                                               2011年05月09日,沈阳小贩夏俊峰刺死城管案终审宣判,辽宁省高级法院作出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夏俊峰因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2009年5月16日,沈阳小贩夏俊峰和妻子在马路上摆摊被城管执法人员查处。在办公室接受处罚时,夏俊峰与执法人员发生争执,用随身携带的切肠刀刺死城管队员两名,重伤一人。饱受质疑的夏俊峰案究竟如何,人们似乎期待着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能够还程序以正义。但是,由于畸形的城管制度提供了暴力执法的土壤,各地愈演愈烈的小贩与城管“大战”将会催生更多“夏俊峰式”的悲剧,反思夏俊峰案,人们不禁要问:“城管”弊政因循到何时?                                                                          5月16日,夏俊峰在出摊后,尚未摆好炸串用具,就被沈阳市城管执法局沈河分局的申凯、张旭东、张伟等执法人员带走。在局里,夏俊峰与城管执法人员发生冲突,持刀猛刺城管执法人员,导致2人死亡、1人重伤。 事后,夏俊峰逃离现场,没跑多远就被抓获。  张晶至今仍相信,丈夫夏俊峰是被殴打后才持刀防 卫的。
“刺头”小贩当街被打 夏俊峰被当地城管认为是“刺头”,不服管,去年5月16日多名目击者看到他被城管殴打后带走 张晶记得,丈夫出事的那天是星期六。 当地小贩们的经验是,平时11点左右城管执法人员去吃饭,大家就出来摆摊。 但想着是周末,两口子10点多就出摊了。摆摊的工具很简单,一辆沈阳人说的“倒骑驴”,就是一辆三轮车,煤气罐子上支一口油锅,卖的是鸡柳、香肠之类的小吃。 风雨坛街和南乐郊路交叉路口,挨着沈阳最大的批发市场五爱市场,人流量大。夏俊峰夫妇俩于2008年的10月开始在那儿摆摊。 事发那天,夏俊峰看见城管执法车后,推着车子就跑。执法人员追出很远,将他拦下,并要扣他的煤气罐。 “当时上来十个人围着打我老公,我上前护着他,一个人把我拉了出来,我一下跪倒在地。”张晶说。 张晶称,当时她跪着大喊,“别打了,东西都给你们,别打了。” “执法的人扯着小伙的脖领,边打边推,还用脚踢。”当时路过现场的尚海涛对记者说。 另有多名目击者向记者证实,他们现场目睹夏俊峰遭到殴打,并被执法人员拽上执法车带走。 “平时其他小贩都服管,只有夏俊峰不服管,多次警告他不许上马路摆摊,但他不听。”1月18日,沈阳市城管行政执法局沈河分局一名副局长说,夏俊峰成了一个“刺头”。 在执法局,夏俊峰刺死、刺伤3名城管,他称是遭殴打后自卫,但现场无其他目击者 。11点左右,夏俊峰在滨河街行政执法中队的办公室里,刺死了执法队员申凯和张旭东,随后出来又刺伤执法车司机张伟。 被捕后,夏俊峰称自己在办公室遭到上述3人殴打,因此被迫用随身携带的小刀自卫,杀死了2人。 夏俊峰在接受警方讯问时称,进入办公室后,有3名执法队员,曹阳没有动手打他,后来去上厕所。申凯骂他,然后动手打他,“他用拳头打了我头部两下”,张旭东随即也来打他,申凯还用茶杯打他。 “这时我急了眼,从右裤兜里掏出刀对着他们乱扎,然后就跑了。”夏俊峰说,他还削断了自己的一根手指。 在办公室现场,目击者只有3人,其中两人为死者,另一人是夏俊峰自己。
申凯的母亲李佩霞说,事后听申凯的多名同事介绍,申凯和张旭东没有打夏俊峰,当时申凯在开处罚单,夏俊峰突然扎了张旭东,申凯上前阻拦也被扎了。 夏俊峰的辩护律师范玉龙指出,申凯的尸检鉴定中,其身上有多处伤痕,而申凯在街头并未参与殴打夏俊峰,那么这些伤显然是在办公室与夏俊峰发生冲突时留下的。 夏俊峰在闹市被打不还手、东西被抢不还手,反而在办公室里,执法人员说服教育时却无缘无故用刀伤害申凯和张旭东,这合常理吗?”范玉龙在辩护词中称,该案是执法人员违反法定程序执法并殴打夏俊峰导致的,夏俊峰具有自卫情节。 “我们两个队员都是一米八几,如果不是没有防范,怎么可能两个人都被他杀死?”沈阳市城管行政执法局沈河分局一名副局长认为,是夏俊峰突然拔刀行凶,报复执法人员。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中称,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夏俊峰被殴打,因此不具有防卫情节,最终判其死刑,并赔偿受害人家属65万余元。
  在舆论关注的沈阳夏俊峰案中,公众对此不能释怀:“我这边没有证人出庭”——— 这是夏俊峰对二审辩护律师说的。5月9日二审判决,听完判词,夏俊峰情绪失控,大喊“你们撒谎”。
  他说他这边没有证人出庭,二审判词是承认的;他大喊“你们撒谎”,对此,我倾向于信,一、二审判词在关键问题上的漏洞和强词夺理表明背后有问题。
  这个案子的庭审关系被告生死,证言或鉴定书真实与否,只有经控辩双方对其当庭质证,才能断定。例如刀伤鉴定,一、二审判决书都只叙述扎了几刀、所扎身体部位、深度,二审辩护律师提出的被告与受害人的身高、进刀方向,这些问题就需要鉴定人上庭接受当面质证。因为,恰恰是被一、二审判词回避的这两点对于判断事发时双方身体姿态并据此判断夏俊峰是否自卫至关重要。再如,夏俊峰有无被打,是判断被害人有无重大过错的关键点之一,城管方面证人跟六位自愿为夏俊峰作证的证人的说法迥异,也需通过当庭质证来查证。其中,夏俊峰被拽掉的那只鞋的鞋底,从网上看照片,是非常结实的运动鞋之类鞋底,究竟什么状况下、怎样的力度才会把穿在脚上的鞋底拽掉,也必须让证人到庭陈述、接受质证。
  但无论一审二审,法庭都在无一证人或鉴定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当庭质证的情况下,对冲突双方的证人证言采取了一边倒做法:采信城管单方面证言却断然否定被告方证人证言。事实上,因为提供证言的城管人员跟死者伤者不是同事就是冲突的直接参与者,其证言在跟冲突另一方不吻合的情况下,可信度至少是得打折扣的。
  法院不通知证人、鉴定人到庭,是违反刑诉法的重大程序漏失而非小小程序瑕疵。可是,二审判决书竟以对最高法司法解释断章取义、掐头去尾甚至移花接木的做法来掩饰,称:“关于辩护人提出证人、鉴定人应出庭质证的辩护意见,经审理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明确规定:‘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一、二审法院对证人证言均当庭质证,并依法确认,没有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并不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二审判词隐匿了公诉案件对证人出庭的要求,隐匿了何种情况下才能允许不出庭,坚称“没有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并不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令人瞠目!
  纵览一、二审判决书,悍然对夏俊峰作故意杀人定性,却只字不提杀人动机。故意杀人要有动机,动机是什么?这是不可回避的。而且,最高法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第52条“需要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中,第四款即“被告人有无罪过,行为的动机、目的”。
  最后不得不说,该案因小贩“违章”而起且最终演绎成悲剧。这种悲剧在全国很多地方不断发生,早该进行制度反省。如果某种规章把涉及各大小城市总数不下百万的劳动者置于不违规便难以养家的地步,这样的规章就属恶规。如果部门利益再混迹其中,以罚款、缴获战利品为目标,那么,对每个以这种方式谋生的人更成为一个随时会掉进的陷阱。而在一些部门的职能错位和暴力惯性之下,无视底层民众人格尊严,抓、打、爆粗口成常态,这种部门及麾下人员跟街头谋生群体处于隐形战争状态,随时一触即发。
     从辽宁省辽阳市城管围殴致死市民周晓明的案件中,人们可以知道,在城管队员与市民的冲突中,城管队员的行为是否构成侵害,是否成为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仅仅凭善良的愿望还不足以认定,证人出庭证明是必要的。从2000年起,仅见诸媒体的各地城管暴力致死普通民众的案件就达20多起,而摊贩反抗城管致城管队员死亡案件也并非夏俊峰案一起。2006年,同样是在街头卖烧烤香肠的摊贩崔英杰,也同样是用切肠刀刺死了一名北京城管队员。
  城管队员与其工作对象的关系,咋就成了你死我活的关系了?
  城管队员,无疑属国家公务人员,但又不是普通的公务人员。其不普通之处在于,城管队员执行其公务的方式,已经具有警察执行公务时的许多特点,其行使的权力,相当部分本属警察权的一部分。而警察权是一种由宪法和法律确权和赋权的一种权力边界限制严格的权力,其行使的条件和方式有诸多法律的限制。在当代,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趋向从严限制警察权的范围和使用。因为在现代国家运作的逻辑中,警察权毕竟首先是一种保护性的权力,其存在的前提是保护而非限制同样为宪法和法律确权和赋权的公民自由权,其权力行使的指向,是破坏公民自由权、缩小公民自由权范围的行为;其权力行使的方式,则以足以制止不法侵害为界限,警察权的行使超出了法律限制的范围,同样要承担相应的法律的后果。
  在公务权力中,警察权是一种特殊权力,它具有命令性和强制性。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命令和强制带有即时性。但是,这并不说明警察权的命令性、强制性和即时性在所有场合都具有合理性或合法性。法律在规定公民服从警察权义务的同时,也为公民“质疑”其所为是否合法,提供了双方法律地位完全平等的法律程序。公民对警察权的服从义务,是以所有公民让渡了自己的部分自由权为前提的。
      显然,城管的权力,从创制城管队伍,到规范其权力范围与边界;从这种公权与公民私权的关系,到这种公权以何种方式行使;从城管权力对警察权的切割,到警察对本属其权力范围的部分权力的放弃,等等,都无宪法和法律的确权与赋权。而这些,才是“冲突”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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