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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马车4次碾轧3岁半男童

     去年9月7日,徐州新沂新安镇良辰花苑小区内发生了一起车祸,司机伍坦驾驶一辆宝马X6越野车倒车时,因疏于观察车后情况,突然撞上了正在车后玩耍的3岁半男童李某。
  此时,坐在车内的司机伍坦发现车子停顿了一下,他感觉到“地上有东西”,但也没多想,于是继续倒车,宝马车左后轮直接从李某身上碾轧了过去。
  随后,宝马车并未直接倒车,而是再次踩油门往前,车左后轮再次碾轧过李某的身体。直到这时,伍坦感觉车辆颠簸实在有点大了。“我觉得有点坏事,是不是轧到小区内的宠物或者人呢?”伍坦决定停车,他原本想挂上空挡后下车查看,但慌乱之中判断失误,他其实挂上了倒车挡。
  伍坦刚打开车门下来,宝马车就开始往后倒。伍坦也发现出事了,他下意识地用双手抓和肩膀扛,试图阻止车辆倒退,但为时已晚。宝马车的左后轮第三次从李某身上轧过,由于车辆还没停,左前轮在继续倒退中,第四次轧过李某。几分钟后,伍坦拨打了110、120报警。但李某因头部遭受碾轧,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案发后,这起发生在小区内的宝马撞童案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相比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件,本案中有着太多惹眼的关键词:“宝马车”、“三岁半男童”、“四次碾轧”、“死亡”等。这起案件经媒体报道后,更是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由此案开始,不少网友还发动了一场对“撞伤不如撞死”的大讨论,此种情势下,该案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当地警方对此案特别重视,案发第二天,伍坦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新沂当地警方刑事拘留。9月16日,伍坦被检方批捕,此时他涉嫌的罪名是过失致人死亡罪。
  去年10月25日,新沂警方以伍坦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将此案移送审查起诉。新沂市检察院审查后,却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2010年11月18日、2011年1月6日连续两次,将此案退回新沂警方补充侦查。直到第三次,新沂检方才确定向法院提起公诉。 法庭辩论期间,双方辩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了伍坦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还是交通肇事罪的定性上。
  公诉人认为,依据相关司法解释,事发小区有禁止社会车辆进出的告示和各项管理制度,不能将相对封闭小区道路简单认定为社会道路,而将事件定性为交通肇事。
  伍坦在最后陈述期间,表示了对受害者家属深深的悔意,他说:“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每天都在责备自己,希望被害人亲属尽快从阴影中走出来,原谅我的过错。”
  在休庭20多分钟后,中午12点30分左右,合议庭对该案作出了一审判决,支持了公诉人的意见,认为被告人伍坦驾驶机动车辆在居民小区内道路倒车时,应当预见其行为可能危害他人的安全,因疏于观察,将在车后玩耍的幼童李某某撞倒、碾轧,后因操作不当致该车再次碾轧李某某,致李某某受伤后死亡。被告人的行为符合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
  合议庭还认为,案发后被告人主动拨打电话报警,等候公安机关处理,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认罪、悔罪,其近亲属等积极赔偿被害人亲属损失,并取得被害人亲属的谅解,可对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法院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后果和其具备的法定和酌定情节,判处被告人伍坦有期徒刑4年。
  记者注意到,整个庭审期间被告人亲属和被害人亲属均在旁听席上表情平静,宣判后均未表示异议。
9月16日上午,江苏省新沂市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9·7宝马碾死男童案”的最新进展,公安机关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伍某(9月16日正义网)。
  看得出来,当地有关部门已然洞悉该案所蕴含的重大影响力,力求在办案过程中以及时的信息公开和透明的程序运作,尽可能消除舆论的猜忌与质疑。
  但是我仍然担心,在目前的舆情态势下,司法机关的每一步调查与认定,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缓减不断高涨的坊间咒骂声?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普通民众的心理期许?
  对于普通人而言,评判案件总是难以脱离主观道德,尤其是不在场的情况下,其立论的根据只能依据媒体的报道与自己心中的道德律令。但司法作为一种智识的判断推理活动,不仅需要“有一份证据讲一分话”,更要求办案者首先剔除主观上的先入为主,以“绝对不偏”的中立态度展开调查与判断。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理性的司法很难完全满足公众的道德期待。
  我以为,舆论在“宝马碾死男童”的法律定性上过于武断。公安机关尚未调查取证结束,网络上就已经开始为是否“故意杀人”而打得不可开交,一些标题党更是打出“司机可能判死刑”的倾向性话语来吸引眼球,媒体也是发出了“碾伤不如碾死”的制度性拷问。定罪与量刑原本就不单是一种技术活,更暗含着复杂的动机考量和案情评判,需要在掌握充分的证据材料基础上合理推断。而舆论这种先入为主、极带倾向性的渲染,很难说对司法有什么积极作用。
  客观、中立的立场,乃是司法获取最大公平与正义的前提条件,只有恪守冷静理性的行为品格,一视同仁地对待涉案当事人,才能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夙愿。在刑事案件中,理性的司法应当将“犯罪嫌疑人”首先推定为无罪,将各种可能性和动机都纳入考量范围,不偏不倚地展开客观调查。而一个法治的社会,民众应当理解司法的这种“刻板”与“固守”,尊重司法的超情感理性与中立,因为它是捍卫我们每一个人自由与权利的终极保障。
  理性,不仅是司法与法治的灵魂,也是公民社会的核心品质,它是现代公民告别狂热而臻至理智的主体性要素。在以往诸多影响性案件中,我曾不止一次地呼吁司法机关不要偏离理性而屈从一时的民意。现在看来,光期待司法机关的坚守还远远不够,因为在一个全民沸腾的狂热氛围中,我们很担心,理性的司法是否能够力挽狂澜,去做社会理性的中流砥柱。理性的司法需要理性的公民社会,动辄亢奋的民意介入,不仅难以培育出一个理性的司法,甚至会让理性者遭遇到始料未及的伤害。
  那么,我们如何坚守理性?如何克制内心的盲目与狂热?或许“宝马碾死男童案”再次给我们提供了一面反省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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